随着媒介的发展和“数码原住民”一代的成长，电子游戏逐渐改变了因其中毒性而常常遭到批判的过去的面目，重新得到了艺术层面的关注。那么，它最终是否能戴上“第九艺术”的桂冠呢？

　　电子游戏，首先是作为一种商业娱乐产品进入了大众视野，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网络游戏的风靡和层出不穷的青少年沉迷游戏的新闻报道，让电子游戏和网瘾被捆绑在一起，成了一种社会毒瘤般被妖魔化的存在。因此，这一段时间国内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角度对电子游戏进行批判。但同时，也有学者从游戏传入大陆伊始就敏锐地关注到了电子游戏形式上的艺术可能性而不是其所承载的内容本身，一直为电子游戏艺术性摇旗呐喊，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显得有些孤独。到了2010年后，伴随着媒介环境发展和“数码原住民”一代的成长，大众文化话语氛围悄然之间发生了改变，电子游戏的价值日益凸显。政府、学界、资本都将目光投注到了这一领域，西方二十年的电子游戏研究也在此后得到了引入，国内学界也开始从艺术的层面关注到电子游戏。

　　在21世纪前十年认为电子游戏不可能成为艺术的观点，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和社会教育层面进行的批判。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胡泳教授与海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绍先先生的一番争论颇有代表性。

　　胡泳教授2006年5月在《读书》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一文，首先从对游戏的态度因代际而不同、没有出现具备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玩游戏会增加人的暴力倾向、游戏在教育上有巨大的应用前景三个角度为被妖魔化的电子游戏做了辩护，提出了在看到游戏对青少年现实损害时，必须注重现象背后构成了青少年生活的社会和教育的整体语境的反思立场。[1]

　　孙绍先先生读罢此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2007年在《中国图书评论》第6期发文“诅咒电子游戏”。他主要从电子游戏对青少年及其家庭造成危害的社会事实对胡文进行了批驳，并从电子游戏是一套限定玩家自由选择的预定程序、电子游戏虚拟世界使人逃避的倾向是无益的、电子游戏背后的一切驱动都是资本利润，以及中国相关环境无法保证电子游戏不对青少年造成危害这几点出发，认为应该“停止所有RPG网络游戏3年”。[2]

　　最近一款国产游戏《篱笆庄秘闻》登上Steam，反映了从去年开始闹得沸沸扬扬的用电击治疗网瘾（沉迷电子游戏是被送到网戒所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杨永信事件

　　可以说，孙先生的观点正是胡泳教授文中所说的“数码移民”的典型认识。国内电子游戏艺术学研究的先锋人物汪代明教授在2010年于《成都大学学报》发《毋庸妖魔化电子游戏—与孙绍先先生商榷》一文，从孙文的数据、逻辑、概念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反驳，反思了电子游戏成瘾的真正原因，并提出电子游戏的异化现象并不是电子游戏本身的原罪，而需要通过改变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充分发挥出电子游戏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3]汪代明教授是国内电子游戏艺术学的领军人物，从21世纪初开始就一直致力于电子游戏艺术的研究，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了多篇文章讨论电子游戏艺术，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汪教授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康德、席勒、维根斯坦的游戏艺术理论，他认为电子游戏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们的游戏精神在新媒介时代的具现，它为人类提供了想象力所能及的最大自由，是“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调和状态。

　　“游戏精神是当代艺术的根本属性。如果说古典艺术往往是与神圣的宗教仪式或严肃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那么当代艺术，尤其是直接建立在视觉形象基础上的影视艺术、行为艺术，则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游戏的艺术。”

　　他首先类比席勒的自然游戏与审美游戏，把电子游戏和电子游戏艺术做了区分。从历史来看，只有当游戏到了90年代后具有了强大的叙事能力、情感负载功能和虚拟社区社会交流的功能后，电子游戏才从娱乐上升为艺术；从类别来看，只有注重交互性、叙事和情感体验的角色扮演游戏、养成游戏和策略游戏等才能算做艺术。汪教授指出了电子游戏艺术的三个基本特征：交互性、开放性、虚拟现实性（沉浸美学）。[4]

　　他一方面认为电子游戏从艺术观念、经典艺术时代、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叙事策略、构成要素、艺术门类七个层面终结了传统艺术，一方面又认为电子游戏是后现代语境中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他一因为电子游戏所终结的是“逻各斯”主义、理性主义，但并不意味着意义的结构性悬置；这次艺术终结是一次创新，是艺术从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在这样的电子游戏艺术理论下，汪代明呼唤国人、政府和学界正视电子游戏艺术，改变对电子游戏的偏见，从而创造良好的环境引导电子游戏的发展。[5]

　　2012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开始了对电子游戏的艺术学研究而不是传播学研究、文化研究。如西南大学李乐2013年的硕士论文《电子游戏概念及审美探究》就通过游戏与艺术的关系、电子游戏的互动性、开放性和叙事性、电子游戏的虚拟实在特征，对当代文化背景下的电子游戏中诸要素进行了考察。[6]中国美术学院潘秀瑛在2015年的硕士论文《电子游戏的审美体验研究》里以中国独立游戏代表人物陈星汉的作品如《云》、《花》、《风之旅人》为例，对电子游戏的审美特征和审美体验的发生机制做出了探讨，最终提出游戏即使除去胜负、成就和刺激，依然能带给游戏者乐趣和审美体验的观点。[7]

　　中国游戏制作人陈星汉的独立游戏作品《风之旅人》，游戏美术有着如插画般的美感

　　对于当下学界力图为电子游戏正名并从中开垦出一片学术天地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颖吉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其中文化民粹主义的倾向，认为虽然电子游戏可以被解释为青少年亚文化群体逃避现实权力或权威压制，进行各种模拟式抵抗的自由活动，而从数字艺术和商业美学角度上也可以将电子游戏解释为一种艺术和审美的活动，但电子游戏的程序控制、成瘾机制、商业目的和感官刺激，无疑是违背了康德、席勒自由的游戏精神。在他看来，电子游戏的原罪是异常清楚的：那就是以自由的招牌来行控制之实，及貌似自由的不自由。[8]

　　对于这样正反两方观点，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李典峰在《电子游戏从沉溺通向自由的艺术蜕变》一文中，从历时的角度阐释了电子游戏是如何从变相强制消费和内置沉溺系统的商业暴力蜕变为了“第九艺术”。他认为，2010年后，一批拥有独立编程和游戏制作经验的团队相继出走大公司，进入了独立创作和发行的平台，大量独立游戏的出现，让电子游戏得以摆脱商业资本的钳制，升华为能够自由表达创作者艺术情思的艺术品。而在艺术家理念世界与玩家关系的交互性和“出场性”（不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和再现，而是一个让“不在场”的世界“出场”的过程）这一点上，电子游戏区别于前八种艺术形式，成为了打破以往传统艺术形式对话语权和审美视角的垄断、追求相对自由的阅读体验、将“交互性”可视觉化可标准化甚至可以产品化的一门艺术。

　　在游戏的过程中，“艺术不再只是通过特定的工具或者语言符号来得到体现，我们在面对可视觉化的数据时，那些数据自身被编码和解编的过程，就是每一个玩家实现自我意识超越的过程。”[9]

　　随着电子游戏本身的发展，它的艺术性已经无疑地展露在了世人面前，在数字化、信息化、虚拟化的将来，电子游戏将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它是一种可以综合人类现有所有艺术形式的艺术，并引入了交互性这一决定性地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机制——可以当之无愧地坐拥“第九艺术”的桂冠。

　　当然，我们固然不能忽略对眼下和曾经电子游戏作为一种大资本操纵下的大众文化工业产品的危害，但在独立游戏遍地开花、情况已然发生了改变的当下，在数字化生存日趋深刻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去开掘电子游戏的艺术可能性，探索人类在数字化时代应该追求如何一种生命状态。到了那时，便无需纠结于电子游戏是第九艺术还是第十艺术，或许我们已经将艺术握在了自己手中。

　　[1]胡泳：《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J]，《读书杂志》，2006年第5期。

　　[2]孙绍先：《诅咒电子游戏》[J]，《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06期。

　　[3]汪代明：《毋庸妖魔化电子游戏——与孙绍先先生商榷》[J]，《成都大学学报》，2010年3期

　　[4]汪代明：《论电子游戏艺术的定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2期

　　[5]汪代明：《电子游戏，艺术的终结者？》[J]，《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5期

　　[6]李乐：《电子游戏概念及审美探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潘秀瑛：《电子游戏的审美体验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5年

　　[8]王颖吉：《自由的不自由：电子游戏的原罪》[J]，《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9期

　　[9]李典峰：《电子游戏从沉溺通向自由的艺术蜕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